过去35年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凡是经济和社会有活力的地方，政府都把手中的权力最大限度下放到基层，下放到市场和企业，下放到社会。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，首先要实现体制、机制的协同创新。以协同性的简政放权，让作为创新科技和文化软实力国际中心的北京，作为现代产业体系中心的天津，作为战略支撑带的河北，各司其责、联袂而动。
三方的简政放权有共同遵循，就是法治化。一则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，讲的是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，二则“法无禁止皆可为”，讲的是最大限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活力能不能充分释放，很大程度取决于能不能依法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能不能拥有良好的制度与秩序。
制度协同创新，一方面要协同治理，推动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以及清洁技术调整，一方面还要平衡京、津两个超大城市与河北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落差，促动落后地区的节能减排、绿色转型。当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时，人口资源的畸形集聚也会得到有效分解。比如在长三角，上海扮演着龙头地位，拉动周边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不断便利、发达，而在大珠三角地区，广州、深圳、香港三大都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也越来越成熟。京津冀的一体化、协同化，要求三地重视交界处的新城建设，合作共建专业的医疗中心、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、休闲会展中心，把特大城市的人口引向田园小镇。
北京的创新研发资源居全国前列，技术市场交易额已占全国40%。天津的产业也呈现出高端制造和技术密集的特征。相比之下，河北正在积极打造的现代制造产业带，是京津冀能否实现协同创新、增加新动力的关键尺度。需要在“比较劣势”的领域发掘国际竞争新优势，把“走出去”与“引进来”更好结合。过去多是引资本、引人才、引技术，下一步的“引进来”更应重视引制度，对比国际高水平的创新环境和创新制度，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。
关于京津冀的一体化，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。比如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问题，如何让三地的商流、物流、资金流和信息流互联互通、畅通无阻。再如，中关村、滨海新区、河北的各类工业园区，如何合作形成新的增长极。还有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依然有所欠缺，这方面需要建立统一的准入制度，在负面清单基础上让各类主体平等进入。实施京津冀一体化大战略，必定要求实现三地制度协同创新，打破一亩三分地，为了共同的目标，付出共同的努力。
